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价值观之比较
2014-04-27 14:36  

作者:郝  琦, 郝  磊   稿源:延安大学网     发布时间:2007年1月1日


   摘  要: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价值的主体,都把社会平等定为社会价值目标,都将崇尚道德、重视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价值取向。二者社会价值观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泽东以政治优先为社会价值基本原则,邓小平以经济优先为基本原则。

   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社会价值观  异同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的两大伟人。前者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带领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制度。后者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带领人民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共同的信仰、理想、事业和追求,赋予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有相通之处,而不同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又使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存在明显的差别之点。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社会价值观,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价值的主体

从社会视野看,价值主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或社会。毛泽东和邓小平认为,社会价值的主体不是个体,是群体,是进行着革命和建设的人群复合体,即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p103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毛泽东将人民群众观具体化为我们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要求“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p1096)从人民群众价值主体的地位出发,“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1](p1095)“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1](p864-865)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群众服务,就是善,就是美,就是共产党人价值之所在。

    在谁是社会价值主题问题上,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观。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以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他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2](p110-111)“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3](p337)我们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都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并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2](p4)并反复强调,改革要依靠人民,其他工作也要依靠人民,“对于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污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 [2](p156)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把邓小平这种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观精辟的概括为,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前提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看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了人民群众是社会价值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社会平等确定为社会价值目标

    在毛泽东心目中有一个十分美好的理想世界,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平等。早年毛泽东曾视康有为的“至平、至公”的“大同世界”为“圣域”,因而表现出衷心的向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有过一个“新村”计划,其内涵实际上是一个保证人人有书可读,有工可作,人人地位平等的社会基层组织。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是“三座大山”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导致了人间不平等,因此号召人民群众运用革命战争手段推翻之,以便实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革命战争年代军队内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目的是保证官兵的平等。建国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主要目的也是使中国过渡到无剥削、无压迫,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在毛泽东看来,仅仅通过“三大改造”,人民群众向往的社会平等的价值目标远未实现,因而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又发动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批判。在毛泽东眼中,分配领域的工资等级制、记件工资制以及人与人关系领域中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官僚主义、军衔制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权利”的表现,只有不断对这些进行批判,不断地消灭各种差别,才能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才能逐步向社会平等的目标靠近。虽然这种过分理想化的蓝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无法实现的,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毛泽东确实是把社会平等作为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的。

    在社会价值目标问题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观点是相通的。这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2](p110-111)“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p364)我们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部分地区和少数人的富裕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价值目标的根本界限。

    当然,与毛泽东那种理想化的社会平等观相比较,邓小平对社会平等的理解和追求显得更务实、更实际。他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2](p137)这就是说,要真正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平等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生产力。显然,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平等,不是建立在“贫穷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是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社会平等。

    (三)崇尚道德、重视道德建设,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

    人生的价值何在?毛泽东认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定位在自我利益满足的狭小范围和金钱财物追求的物质层面,而应在精神生活方面和大众利益范围去寻求。换言之,人只有摆脱物欲的纠缠和自私自利的狭小境界,确立在微观上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在宏观上为人民大众努力工作的崇高品德和价值取向,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他要求共产党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4](p660)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虽不排斥个人利益,但也不能以损害集体利益来谋取个人私利,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毛泽东倡导艰苦奋斗的道德作风,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将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认为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最完整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希望通过他所倡导的道德境界、道德原则、道德作风、道德理想、道德精神来纯洁人们的思想、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与毛泽东相一致,邓小平也非常崇尚道德和道德建设,并把道德建设上升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邓小平认为,不重视物质文明建设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搞不好社会主义,“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想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3](p367)社会主义事业要顺利发展,必须坚持对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综上所述,坚持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追求社会平等的价值目标、崇尚道德和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共同点与相通之处。两位伟人在社会价值观上的所见略同,决非偶然,而有其内在必然性。因为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都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作为己任。也正由于这些,使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内化为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

    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由于所处时代与面临使命的不同,又是二者在社会价值观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集中表现是,毛泽东以政治优先为社会价值基本原则,邓小平以经济优先为社会价值基本原则。

    毛泽东成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国外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内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实现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和社会平等的价值目标,就必须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革命新政权。毛泽东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正确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制定了联合朋友团结对敌的革命路线,成功夺取了全国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毛泽东因深知巩固政权的不易,担心人民的江山得而复失,继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党内政治,估计社会矛盾,以至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在此期间,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还错误的认为党内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主张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便解决这一问题,捍卫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与社会平等的目标。

    政治优先原则还体现在毛泽东对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文化关系的理解与处理上。毛泽东认为政治始终处于优先地位,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是“流血的政治”,[4](p479-480)“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4](p547)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明了他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讲经济建设,但却以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政治建设,因为他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p243)政治工作的功能是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为经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在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中,政治是方向,要突出政治,业务要为政治服务;如果业务挂帅,就会迷失方向,走上“白专道路”。在政治与文化关系上,不仅文化要为政治服务,而且往往将文化问题直接归结为政治问题。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文化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所谓“三家村夜话”的批判等等,均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至于“文化大革命”,虽为文化大革命,实为政治大革命。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中,政治始终是处于优先地位的。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社会价值观是以经济优先为原则的。这一价值原则,是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p116)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出发,邓小平坚决主张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党工作的最高原则。与此相适应,邓小平认为在经济与政治、经济与军事、经济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关系中,经济始终处于优先地位。他认为,经济是基础,没有经济发展,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因而反复强调:“先把经济高上去,一切都好办。”[2](p129)“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3](p250)在谈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认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2](p194)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从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对经济有依存关系。虽然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需要。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不能冲击,更不能损害这个中心。在论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2](p99)在阐述紧紧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关系时,他认为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都要面向经济建设这个主战场,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同时,强调经济优先,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工作的重心,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方面的建设。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3](p249-250)各个方面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以政治优先为原则的政治革命价值观和邓小平以经济优先为原则的经济建设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时代本质的逻辑表征和时代精神的最高体现,它们根源于不同时代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使命,构成了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二者对各自的历史时代的发展都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进步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没有毛泽东的政治革命价值观,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价值观,就没有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腾飞。时至今日,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毛泽东的政治革命价值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邓小平的经济建设优先的社会价值观,将在中华民族的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中起到支配作用,它既引领着中国人民文化心理变迁的基本走势,也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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