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
2014-04-29 21:45  

作者: 高尚斌


在纪念建党70周年时,笔者与同事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一文(见《延安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此文是从宏观上论述“延安时代”的开篇之作,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91年第9期全文复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某个历史事件、历史时期或历史时代的认识,总会发展,总会深化,总会提高。这10年来,笔者的学习和研究领域从没有离开“延安”二字,对“延安时代”有了一些新思考。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将某些思考同样作为“献礼”写出来,是为“再论”。

一、延安时代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的一个完整时代

人们通常把“延安时代”这个概念等同于延安时期,这有一定道理,笔者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把“延安时代”看作延安时期,实际上是对这个时代不够完整、不够准确的理解。因为在延安时期之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已经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始了这个“革命的辉煌时代”;在党中央离开陕北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党还没有执掌全国政权,这个“革命的辉煌时代”还在继续。

1998年11月4日,笔者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改革开放20年与延安时代》一文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了两个扭转乾坤、创建辉煌的时代。一个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其历史主体是‘延安13年’的延安时代;一个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有20个春秋,还在继续向前推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这里对“延安时代”的概括是完整准确的。所谓完整,是指出“延安时代”始于遵义会议,直至新中国成立,其历史主体是“延安13年”或延安时期。所谓准确,是指出“延安时代”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扭转乾坤、创建辉煌的时代。需要强调的是,“延安时代”这个概念的形成,主要是其内涵。对这个时代的研究,也应该主要是研究其内涵。如果把这个“内涵”二字稍微展开一点,笔者认为,所谓“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辉煌的业绩,并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时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是开创和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把党建设成“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是大力倡导和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形成延安精神的时代;是不断开拓革命事业新局面,在“局部执政”区全面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创造丰富经验的时代;是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袖,充分展示其理论建树和领导艺术,从而造就了“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毛泽东的时代。还要指出,把党的第一个辉煌时代冠以“延安”二字,是“延安13年”在这个时代乃至在整个党史、革命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虽然遵义会议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但革命的新局面是从延安开始的;虽然党中央离开陕北时革命战争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但正如毛泽东离开陕北前所说,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可以讲“胜利到手”了。至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施成功、延安精神和各方面经验的形成、毛泽东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完全确立,都是延安时期的事情。仅从时间上来看,延安时代不到15年,延安时期将近达13年。

二、延安时代干成了看起来干不成的事业

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好象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伟人的巨手一挥,战士的几个冲锋,轻而易举得到的。“解放思想”以来,在一些人群中,又产生了另外一种议论,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代的重新崛起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我们的民族大敌“送来的”。这两种极端化观念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自己的智慧、韬略、勇气、意志、性格,在延安时代干成了看起来干不成的事业。这里,仅从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来看:

(1)从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看,党中央到达延安时,所率“陕甘支队”不足8千人,而且经过长征早已疲惫不堪。此时陕甘根据地内外交困,陷入严重危机。面对着几乎从零开始的严酷现实,有多少人想到他们还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呢?抗日战争爆发时,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才是5.5万人。此时有多少人看到他们能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爆发时,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拥有“飞机加大炮”的430万兵力,而没有多少外援的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的127万军队。此时又有多少人预料到共产党仅用3年多时间就会打败国民党?但是,这些看起来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从而创造了世界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这个奇迹的奋斗中,究竟付出了多少牺牲和代价,只有江河的诉说最清楚,大地的统计最准确。

(2)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看,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共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这种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环境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何等艰难啊!况且,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理论准备不足,长期处于非常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党中央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作为军委主席、最高领袖,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就在这种看起来难以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延安窑洞里的昏暗油灯下,写出了卷卷雄文,创造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石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从而解决了怎样夺取革命胜利和中国怎样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理论创新精神和高明之处,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不多见的。

(3)从建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看,中国共产党是以“列宁的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从建党那一刻起就决定了的。但是,在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特别是党长期处在农村战争的环境下,究竟怎样建设这个党,则是“列宁的党”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运中盛行着党的建设上的“唯成份论”,那些“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农村环境中,工人成份占极少数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成为一个“农民党”,而不可能建设成工人阶级先锋队。就在这种看起来不可能建成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把自己建设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上有一些政党工人成份占大多数,却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延安时代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占有突出地位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在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后启动的,也就是在中华民族备受列强凌辱的历史背景下起步的。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从外部刺激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但它们又凭借其强大,分割中国的国土,试图把中国变成其任意宰割的殖民地,并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勾结在一起,制造中国的分裂,破坏中国的生产力,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要使中国现代化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中华民族实现繁荣富强,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富裕,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归根到底,解放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生产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起了程度不同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也还有其它进步党派和志士仁人。但是,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一切党派及其领导的运动都解决不了民族独立和农民土地问题,因而都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历史事实还证明,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成立就会解决阻碍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但他们特别善于从成功与挫折中学习,在延安时代找到了解决这个最根本问题的办法,谱写了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辉煌篇章。笔者以为,延安时代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突出地位,最重要的,是先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革除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此外,还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明确了将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集中应对的问题,是怎样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界提出和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力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还来不及思考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党中央“定都”延安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仅搞清楚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而且从老百姓是否拥护的认识高度,明确提出了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同全民族一道,消灭落后,建设强大的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还强调说,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

(2)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志士仁人们试图通过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在1933年学人们的讨论中,大多数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认为中国现代化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很少。毫无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主张“走俄国人的路”的,但不是机械地照搬,经过“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后的痛定思痛,在延安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按照毛泽东当时的解释,这条道路的走法是,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具有“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发展“现代工业”,使中国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具备后”,再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3)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模式。在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现代化社会,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而是新民主主义模式,但它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模式。在政治上,建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权制度,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保障人民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在经济上,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欢迎外国投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在文化上,反对“全盘西化”而又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反对封建迷信思想而又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发展由共产主义思想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延安时代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突出地位,还未见到有人专门去探讨。有的学者在有关论著中提出,延安时代所包含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断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实际上是被迫采取革命战争的形式,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至于今天学人们从别的角度争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其建国后为何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等热点问题,本文不可能展开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理论和构想,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启示作用。

四、延安时代积累了治党执政的丰富经验

延安时代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包含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党建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经验在今天仍然有着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和现实性。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研究和借鉴延安时代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创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在《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一文中对此论述比较全面,这里仅以新的视野论述治党执政的主要经验。

所谓治党经验,在延安时代就是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来实施。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建设问题的一大艺术。延安时代的治党,是把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融为一体,全面推进,并且在各个方面贯穿了一个“严”字。延安时代治党取得成功的因素也是全面的,但关键性的因素是三个:一是以“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为主要标准发展党员,确保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数亿人口的大国领导推翻“三座大山”革命斗争的政党,因而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大党。但能否建设成这样的大党,关键在于能否确定符合现实情况的发展党员的标准。党中央初到陕北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实事求是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党员数量迅猛增长,发展到几十万、一百多万,成为“广大群众性”的大政党。二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用“整风”方法解决思想和作风上的突出问题,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可加入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却是非工人成份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这是一个尖锐矛盾。能否解决这个矛盾,是能否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键所在。在延安时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来推进党的建设,直至发展为一场其实质在于“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的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不仅从组织上入了党,而且从思想上入了党,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成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三是竭尽心力培养“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在延安时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的认识高度,自觉地造就“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的“最好的干部”,特别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最大努力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艺、女大、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等干部院校,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各类干部人才,同时在在职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大力克服“本领恐慌”。党尤为重视高级干部的培养,延安整风主要是教育高级干部的,从而确保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延安时代培养的整整一代领导英才,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延安时代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决定性之举。

所谓执政经验,在延安时代就是“局部执政”积累的治国安民的艺术。延安时代的执政,概括地说,就是“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民主执政。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在人民享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到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就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特别是1941年颁布“五一”施政纲领后,边区人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了民主政治建设,他们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的事哩”的严肃态度,让那些不称职的干部纷纷落选,又从中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大大提高了“对管理政权的认识与兴味”。二是构建更具广泛代表性而又能加强党在根据地执政地位的政权体制。这就是很有创意的“三三制”执政体制。这一体制是代表着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的执政体制,又完全是“保证党的领导权”的执政体制”,它要求共产党员被选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作用,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三三制”执政体制的实行,一方面强化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监督制衡作用和政权本身的建设。三是厉行廉洁政治,防范腐败现象侵蚀政权肌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一开始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共产党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它建设廉洁政府的过程,从来就是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过程。在延安时代,党以“严”字当头,将法治与德治、治本与治标、监督与自律、严惩腐败与俸以养廉并重,对共产党员中的犯法者从重治罪,毫不松懈地进行了反腐倡廉的斗争,如处决了战功赫赫、曾得到毛泽东关爱的贪污税款3000元的某税务局长肖玉壁,从而将革命根据地政府建设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政府。四是正确处理“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矛盾,“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是共产党在延安时代的“局部执政”与此时国民党的全国执政的根本区别。在延安时代,我们党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下,一方面,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问题,然后才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减少人民负担。经过几年奋斗,在相对和平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力量源泉。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局部执政”夺取全国政权的奥秘所在。

五、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化延安时代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资政育人”服务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和其它有关学科对延安时代包含的历史内容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有一定价值的成果,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对延安时代(包括延安时期)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真正有创新性的高质量成果并不多,需要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与思路加以深化和提高。鉴于篇幅所限,这里仅提出以下五个方面:

(1)关于延安学体系的建构。深化延安时代研究,建立延安学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创意,90年代初提出创建延安学引起较大反响就是证明。令人遗憾的是,提出建立延安学已整整10年了,其科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建构延安学科学体系,必须首先搞清楚其研究对象。笔者以为,延安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所谓延安学,就是关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的学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延安”,虽然是一个时空统一的概念,但主要是指作为“时代”的延安,而不是作为“地域”的延安。更需要强调的是,延安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涵盖了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限内党的历史,但延安学不是党的“断代史”,它主要研究“时代”,而不是主要研究“历史”。所谓研究“时代”,主要是从党的活力与革命动力、民族性格、政治文化、道德精神相结合的视角,研究延安时代这一“时代现象”的产生及其规律。延安学研究对象的这种定位,也许是为建构延安学找到的一个较好的思路。

(2)关于延安时代的特征、内涵和历史地位。这是建立延安学的基石。延安时代之所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就在于它具有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和内涵”,虽然一些研究成果对此有所论述,但在宏观上把握得是否准确,还值得商榷,需要深入探讨;延安时代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值得以建构延安学来研究的地位,而且也创造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新奇迹,开辟了落后国家如何通向社会主义、如何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道路,无论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人专门探讨,需要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运用“古今中外法”加以研究。

(3)关于“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经验。七大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也正如刘少奇在七大所说:“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然而,历史一再证明,要真正做到这个“代表”二字很不容易。这里的关键,是要解决好怎样“代表”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根本之点上,延安时代取得了成功,积累了丰富经验。对此,笔者最近写得有关论文中,从“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准确把握基本国情与形势变化而制定和实行路线纲领政策、把远大奋斗目标与完成现实任务相统一、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加强党群关系等方面作了简要论述,但还需要展开和深化。

(4)关于理论创新与政策策略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活力之源,又是延安时代创造辉煌的根本之根本,也是延安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应该说,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发表的论著够多得了。但一方面过去的研究在“创新”二字上下功夫不够;另一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还需要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行再研究。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延安时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灵活正确和策略的运用得当。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需要深入研究和借鉴延安时代“在实行政策上的灵活性”艺术;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极端复杂的条件下,很需要深入研究和借鉴延安时代“在被动中牢牢掌握主动权”的斗争艺术。

(5)关于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相结合。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是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的一条纽带。但这条纽带只有同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维系得更加牢固。在延安时代,我们党之所以同人民群众形成牢不可破的“鱼水”关系,实际上是实行群众路线与发展民主政治相结合的结果。先是“实行民主真行宪”,然后才有“只见公仆不见官”。过去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出了不少成果,但在二者的“结合”上做文章的并不多,甚至没有。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深化延安时代研究,建构延安学体系,既可以继续分别深入研究怎样坚持群众路线和怎样发展民主政治的问题,更需要研究具有更大现实意义的这两者怎样“结合”的问题。

  编 后

《再论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一文,2001年6月参加中国现代史学会等联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延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2003年11月荣获陕西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把党的事业重新引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创造出来的。即使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时刻,我们党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反而会使“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开辟的广阔道路奋斗不息,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风险和风波都可以渡过,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坚信马克思主义,就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封闭的、静止的教条,而是开放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发展的理论。它要求人们根据其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探索和解决新问题。它只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如果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者离开中国的实际而空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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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②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7页。

邓小平所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以毛择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夺取革命胜利和怎样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才有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从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问题,这才有了“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都是我们需要的管用的马克思主义。

坚信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自觉地高举自己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被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确立为指导思想,才能成为全党和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凝聚起全党和全体人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胜利前进。在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我们党自觉地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因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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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③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连续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正是由于我们党自觉地高举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坚信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觉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这三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开来。只有坚信马克思主义,才能结合中国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觉地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只有结合中国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信马克思主义,也才能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只有自觉地高举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和纠正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这一创造辉煌的基本规律,就要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更加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

二、坚持马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根本思想基础。

 

思想路线向来是党的一条生命线。延安时期之前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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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5页。

② 江泽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

和改革开放之前“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思想路线错误,即思想僵化,一切从本本出发,无视客观实际,或者迷信外国,或者个人崇拜而造成的。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辉煌业绩的创造,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纠正了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形成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带来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前提,实事求是是基础。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解放思想。必须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虽然延安时期没有明确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但解放思想寓于当时着重强调的实事求是之中,体现在党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中,体现在破除教条主义禁锢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精神翻锁、“两个凡是”的束缚和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响亮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同时也反复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从而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达到实事求是,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不断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于开辟新道路、推进新事业、创造新辉煌的实践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任何形式的脱离客观实际的条条框框和观念模式,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出发,开创前人没有走过的新道路,解决前人没有遇到的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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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64页。

题,从事前人没有干过的新事业。延安时期,我们党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束缚,一切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情势出发,研究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从而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解决了异常艰难复杂的以弱势战胜强大的一系列战略策略问题,干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伟业。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不仅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禁锢,而且重新审视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和当今时代的情势出发,研究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从而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解决了人们过去在社会主义认识上一系列未曾想象和不敢想象的重大问题和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战略策略问题,干出了贫穷落后的大国迈向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的新伟业。

实践之树木不枯朽,认识真理永无止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事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只有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我们事业的整个过程,才能不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伟业。认识这一创造辉煌的基本规律,面对走向新世纪从未遇到过的许多艰巨课题,必须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开拓前进。

三、正搞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坚持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不动摇,这是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根本政治前提。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但是,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揭示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制定和坚定不移地执行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还是不能解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认识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制定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基础。倘若对国情的认识若明若暗甚至错误,就无法认识和解决中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性问题,必然会实行脱离国情、违背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从而导致严重挫折。延安时期之前,无视中国社会实际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左”右倾错误,几乎断送了革命事业;改革开放之前,提出和实行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惨重损失。而延安时期之所以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就在于科学地分析和研究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象、动力、任务和前途,从而揭示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方针政策;改革开放新时期之所以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就在于不仅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而且不断深化对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明确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从而揭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由之路,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关键是坚持符合这个规律的党的政治路线不动摇。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总纲领的同时,非常尖锐地指出,一切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离开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目标,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再三告诫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些都表明了我们党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走历史必由之路的高度自觉性和无比坚定性。

坚持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不动摇,还必须做到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它,不能丢掉或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都包含着密切相联的几方面的内容,丢掉或忽视了任何一个方面,不是发生“左”的错误,就是出现右的倾向,都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巨大损失。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七大和解放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刻,毛择东或者联系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或者针对现实中发生的“左”的偏向,多次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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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106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和各方面内容的准确含义,引导全党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避免了大失误,使革命事业始终没有偏离正确的航向。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先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多次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各方面内容的极端重要性及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包括坚持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从而带领我们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严峻考验,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道胜利前进。

纵观建党以来近80年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否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决定着革命和建设的命运。坚持并全面正确地贯彻符合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不动摇,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可靠的政治保证。认识这一创造辉煌的基术规律,就要继续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正确把握其全部内容,更好地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四、建立稳定成熟、有一个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这是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根本组织保证。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无论是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政治路线都要通过各级领导机构和广大干部这一关键环节,才能变成亿万人民群众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伟大实践。因而。党的组织领导和干部队伍的状况如何,对于党的政治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所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也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言:“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组织保证,最重要的是建立稳定成熟、有一个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惊天动地的革命战争奇迹,首先就在于遵义会议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又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震撼世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辉煌,首先就在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又成功地解决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班问题,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毛择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邓小平的领导,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又开创了建国以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最好时期。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党要建立一代又一代稳定成熟、有一个核心的中央领导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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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体。“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革命和建设事业组织保证的一个根本大计,是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和干部队伍。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站在这种战略高度,把培养大批新干部作为一项“战斗任务”,以各类干部学校为基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提拔和使用干部,以整风运动为形式对干部进行深入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从而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为开创革命新局面和最终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是站在这种战略高度,对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讲了十几年,抓了十几年。他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正确方针,强调老干部第一位的责任是做好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否则,“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帐”;要更新观念,破除论资排辈,把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放进领导班子;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造就一支宏大的人才大军;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创造一种使拔尖人才能脱颖而出的条件。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我们党彻底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顺利完成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一批又一批中青年优秀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从组织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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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世纪准备了大批领导骨干。

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形成一代又一代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领导骨干和干部队伍,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就有了根本组织保证。认识这一创造辉煌的规律,就要继续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培养和选拔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团结坚强的领导集体。

五、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这是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根本工作路线。

我们党是一个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她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一切牺牲和奋斗,党创造的理论、制定的路线和确定的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她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又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党同人民群众的这种血肉联系,是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奥秘所在。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通过群众路线这条纽带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群众路线是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不仅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群众路线,而且以毛泽东为光辉典范,把群众路线溶化在了党的全部活动中。党时刻生存在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组织群众的力量,集中群众的智慧,为群众排忧解难,为革命艰苦奋斗,开创了党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使革命斗争有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大力恢复和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的总设计师,总是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作出科学决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经常深入基层特别是“老、少、边、贫”地区和困难企业,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总是亲临灾区第一线,帮助和鼓动人民群众的抗灾斗争,谱写了坚持群众路线的新篇章。群众路线的恢复和发扬,在新形势下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改革和建设的成功有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是思想基础,依靠人民群众为实现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是根本目的,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实现途径。我们党从来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不仅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而且也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一天也不能生存。因此,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些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事业,只有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克服一切困难,经受住任何风险和考验,最终取得成功。这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反复强调的科学真理。而依靠人民群众,就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就是向人民群众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群众的智慧和经验集中起来,经过加工提高,形成党的方针和政策;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再拿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宣传教育,化为群众的意见,付诸于群众的行动,并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检验这些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这是一个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的历史过程。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经常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既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在群众中吸收新经验、新办法,又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疾苦,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还突出的表现为广开民主渠道,特别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民主监督制度,使党能更广泛、更深入、更及时地听到群众的意见,做出更能体现人民意志的正确决策,从而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去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根本利益。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事业就必定胜利发展。认识这一创造辉煌的基本规律,就要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坚决纠正任何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从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这些基本规律,紧密相联,缺一不可。坚信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要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突出的就要体现在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揭示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从而确定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建立一代又一代稳定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和干部队伍。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乃至一切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最重要的又要靠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只要把这些基本规律联系在一起认识和把握,始终遵循这些基本规律,我们党就会避兔重大失误,领导人民在21世纪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编 后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基本规律》一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1999年第7期全文复印,1999年10月荣获陕西省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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