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时期看改革开放20年的基本经验—兼论创造辉煌的规律
2014-04-29 21:45  

作者: 高尚斌


在探讨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经验时,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延安13年”。我们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革开放20年,可以比之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延安13年。延安13年开创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辉煌时代,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推向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明前程。改革开放20年开创了社会主义时期的辉煌时代,它必将把不发达的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光辉彼岸。并且,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经验和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特性,把这两个辉煌时期的历史经验对比起来进行研究,可以从中揭示党创造辉煌功业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我们党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继续创造新的辉煌业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时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并把它郑重地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20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并同样把它郑重地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是解放我们民族和人民最好的武器,并把它郑重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但延安时期以前“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不能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我们党也不能解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从井冈山起就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独特道路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力排“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使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革命并夺取胜利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七大把它郑重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面伟大旗帜下,我们党“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连续创造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解放战争的辉煌和建国初期的辉煌,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改革开放20年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坚决地纠正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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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5页。

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怎样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科学地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党郑重地把它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决策,更加明确地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正是由于我们举起这面旗帜,依靠这个精神支柱,我们党、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稳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全面实施,经济建设跃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九十年代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进到全面发展的新阶段,使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2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如果说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们党连续创造辉煌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那么,改革开放20年我们党连续创造新辉煌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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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② 江泽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

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高举了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就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能够解决中国自己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问题的科学理论,并自觉地高举这种科学理论的旗帜,就必然会凝聚全党全民的智慧和力量,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胜利前进。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的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规律。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两论”,发动全党整风运动,破除了教条主义禁锢,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20年邓小平、江泽民在三大历史关头发表三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形成了持续而又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遵义会议到奠基延安,党的组织领导和政治路线问题基本解决后,毛泽东就着手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在1937年7、8月间先后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当时高级干部云集的抗大发表了“两论”的讲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清理了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为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上的准备。1941年,毛泽东痛切地感受到,如果再不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他抓住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时机,毅然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对全党进行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实事求是思想观点的教育,终于破除了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禁锢,实现了全党思想的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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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放,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相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辟是从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开始的。1978年,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它极大地推动了全党思想的大解放。时隔13年后,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又发表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宣言书。在邓小平逝世后中国发展的新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强调,必须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应当说,这个报告是我们党又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三大历史关头的这三篇宣言书,反映了改革开放20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轨迹。它表明,新时期不仅是从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而且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开路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由于比延安时期具有更多的历史经验可借鉴,因而更为深刻。延安时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要求摆脱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束缚,一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在破除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禁锢的基础上,深入到了重新审视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它要求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这样那样的教条或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而不必纠缠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并且还要解决过去人们未曾想象和不敢想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并且还将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机盎然,蓬勃发展。

思想路线向来是党的一条生命线。延安时期之前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和改革开放之前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思想路线错误,一切从本本出发,无视客观实际,或者迷信外国,或者个人崇拜而造成的。而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个辉煌时代的开辟,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纠正了思想路线错误,形成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确立或恢复与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带来的。这一根本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有了这个法宝,我们党就能避免大失误,真正做到警惕右,而主要是防止“左”。有了这个法宝,我们党的理论就大发展,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有了这个法宝,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就放异彩,必然取得连续辉煌的惊人成就。这也是党创造辉煌的一条根本规律。

三、延安时期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遵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走历史必由之路,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不动摇;改革开放20年同样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走历史必由之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不动摇。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所决定的。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究竟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党在延安时期以前还不够清楚。之所以会发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失败,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认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以及由此而决定的革命的客观规律。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我们党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名著为主要代表,科学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深刻揭示和遵循了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规律,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纲领,坚定不移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个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必由之路”。在党的七大,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如果“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他还非常尖锐地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目标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依据对国情的这种正确认识和把握,遵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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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路线不动摇,才使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并在此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正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不可逾越的初级阶段。过去我们无视这个基本国情,违背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提出了超越初级阶段的任务和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改革开放20年,我们党不仅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而且对初级阶段国情的认识日益清晰和深刻;不仅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而且提出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是防止“左”,包括在发生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的情况下,都义无反顾地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告诫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重要时刻,江泽民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在重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同时,积这些年来的新经验而又参照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这些都表明了我们党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走历史必由之路的高度自觉性和无比坚定性。这样做,绝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恰恰是脚踏实地地真干社会主义。因而,我们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

纵观建党以来近八十年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是否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决定着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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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页。

建设的命运。延安时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纲领不动摇,从而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无往而不胜。这是延安时期最可宝贵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20年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惰,坚持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必由之路,从而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前进。这是改革开放20年最可宝贵的经验。而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无疑是这两个最可宝贵的经验所昭示的创造辉煌的又一根本规律。

四、延安时期广泛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厉行民主政治,形成了民族大联合和人民大团结;改革开放20年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了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众所周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党中央、毛泽东刚刚到达延安,就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首先团结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形成了所谓“西北抗日大联合”。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们党又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在我党的大力推动下,终于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中华民族的抗日大联合。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但我们党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斗争求团结,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这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真行宪”,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成了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克服严重困难,各项建设事业兴旺发展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解放战争爆发,国共合作破裂后,我们党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而组成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成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保证。

改革开放20年,我们党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高度,把“政治上发展民主”作为国内最重大的政策之一,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将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相结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到了实质性发展的新阶段。同时,我们党妥善地处理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调整了各种社会关系,使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也发展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体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团结。社会主义民主的切实推进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交相辉映,实现了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为改革、发展与祖国统一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证。

在党的历史上,厉行民主政治和发展统一战线从来是互为依存、互为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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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延安时期,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统一战线、开展争取民主斗争的同时,在根据地内建设人民民主政治;而改革开放20年,则主要表现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处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时期相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艰巨复杂得多。它不能主要依靠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去解决问题,而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探索,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思路,第一次郑重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律的认识更为成熟,预示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翻开新的一页。

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确定并毫不动摇地坚持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路线和纲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人民过上富裕、民主、文明的生活。党的这种崇高伟大的事业,也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民族和人民的事业,只有依靠全民族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的力量才能完成。而依靠和团结全民族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广泛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广泛发展人民民主。由这两个广泛发展而形成的民族大团结和人民大团结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也是从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经验中揭示的创造辉煌的基本规律。

五、延安时期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大力倡导和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铸成了象征延安时代精神风貌的延安精神;改革开放20年在现代化建设的创业实践中,大力倡导和发扬既有优良传统又有时代特色的伟大的创业精神,铸成了象征改革开放新时代精神风貌的64字创业精神。

延安时期是一个充满艰难困苦、严峻考验的年代。无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面对的挑战,抗日战争遇到的严重困难,还是解放战争爆发时“小米加步枪”与“飞机加大炮”的悬殊力量对比以及转战陕北的危急形势,在常人看来都是无法克服的艰难险阻。但我们党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始终坚定革命的崇高理想,以“以一当十”的英雄气概和“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坚强信念,大力倡导和发扬了鲁迅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和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大张旗鼓地表彰和宣传了王震等22位优秀领导干部与赵占魁等一大批劳动英雄的先进事迹,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勇往直前,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富于实际精神和创造精神;完全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发奋图强,而又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一致,严守纪律,而又发扬民主和友爱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满腔热忱,充满了负责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精神风貌,又是延安时期战胜千难万险、创建辉煌业绩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延安时期一样,改革开放20年也是极不平坦的时期,也是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倡导和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在战胜困难中创造辉煌的年代。这2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中重新奋起,开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道路,并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能够克服改革和发展中接踵而来的尖锐矛盾和社会波动,能够经得住国内外政治风波的严重冲击,能够战胜自然灾害的袭击,取得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历史性成就,就在于大力倡导和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走前人不曾走过的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就在于恢复、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信念,同心同德,艰苦创业,坚持不懈地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就在于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孔繁森、张鸣岐、李国安、王启民、吴金印、李素丽、徐虎等一大批先进人物的事迹,大力弘扬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在于广泛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既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压,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对外开放,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些精神就是江泽民倡导和概括的64字创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64字创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展现出来的崭新精神风貌,是我们继续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创造辉煌的强大精神动力。

如果说延安精神包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继承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那么,64字创业精神则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它溶进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反映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业实践的需要,是当代中国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延安精神和64字创业精神,都凝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科学的世界观、高尚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就会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也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和困难,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辉煌功业。这是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经验以及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定律。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只要结合新的实践,大力发扬延安精神和64字创业精神这些永远需要的伟大精神,肯定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世界仰慕的辉煌业绩。

六、延安时期开创和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主要解决了中国具体环境和革命战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设问题;改革开放20年开创和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从党诞生的那一刻起,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国家的统一与富强,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就全部系于我们党的身上,而党究竟能不能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关键又在于党自身建设得如何。这就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同国家、民族与人民命运的关系。延安时期,我们党把自身建设看作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以极大的心血和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开创和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在实施这项工程中,我们党根据自己的主要部分不是处在城市而是农村、党员的绝大多数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和其他革命分子的根本特点,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头脑,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实现了思想上的统一;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大量吸收党员的基础上,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造就“最好的干部”,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了一大批久经锻炼的中坚干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经过整风运动和开展英雄模范运动,培育和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严格执行铁的纪律,严惩任何腐化堕落的分子,严肃处理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党的七大为标志,把我们党建设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正因为“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改革开放20年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领导全党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这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施这项新的伟大工程中,我们党在思想建设上坚定不移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形成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氛围;在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有机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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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4页。

实践中;在组织建设上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按照“四化”标准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特别是顺利地实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恢复和发扬三大优良作风,大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坚决惩处任何腐败分子的勇气,标本兼治,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党的建设上的这些根本性举措的实施及取得的成就,保证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形势中,不仅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而且大大提高了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20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胜利,其关键在于开创和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这也是党领导人民创造辉煌业绩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就这两个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内在联系来看,后者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显然源出于前者,但其内涵具有重大发展。前者主要解决了中国具体环境和革命战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设问题,后者则着眼于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它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赋予和充实了新的时代内容。由于我们党有近六千万党员,又处在执政的地位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因此,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定的目标,还要作出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我们既要充分看到改革开放20年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否则就不能说明这20年创造辉煌业绩的根由;又要充分认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现存的严重问题,从而付出更大的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好,以此来保证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编 后

《从延安时期看改革开放20年的基本经验——兼论创造辉煌的规律》一文,1998年12月参加陕西省“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20年”理论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收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辑的《高举伟大旗帜 迈向新的世纪——陕西省纪念改革开放20年与建国50年获奖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还发表在《延安大学学报》1999年第2 期,1998年12月荣获陕西省“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20年”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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