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将军传略
2014-04-30 17:56  

刘志丹将军传略

 

  

李振民  姚文萋  张守宪

转载自《陕西党史网》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今属金鼎镇)。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刘志丹出生时,在金汤小学任教,后转而经商,一度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刘志丹6岁时,随母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山村老家芦子沟,入祖父刘士杰开办的私塾学习,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刘志丹自幼生活在群众之中,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他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亲昵地称张为“干大”(对长辈的一种尊称),有空即随张一起上山劳动。张万银也很喜欢刘志丹,常向他讲说贪官污吏的罪恶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这些都孕育了少年刘志丹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稍长,就读于永宁山(保安县政府所在地)县立高等小学堂。刘志丹勤奋读书,立志改变社会不平等现象,但究竟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却还是茫然的。小学毕业后,十八九岁的刘志丹,抱着朦胧的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徒步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刘志丹迅即跟上时代的潮流,从此开始了他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成长

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惟一的一所中学,在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算是最高学府了,但浓厚的封建教育仍然充斥着学校。校长杜斌丞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为了振兴教育事业,力主改革校政,设法延聘名师。刘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的时候。由于他们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民主、改革的思想逐渐变得活跃起来。刘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不久,榆中学生在魏野畴帮助下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1923年后,刘志丹当选为会长。在他的主持和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举办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进行斗争,并胜利地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旧势力的一次罢课风潮。后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刘志丹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并以学生会名义,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1924年秋,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刘志丹等成为榆中第一批团员。1925年3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榆林支部建立。不久,刘志丹接替张肇勤任支部书记。同年,刘志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中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号召抵制日货,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

刘志丹在陕北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出他的组织才能。1925年7月,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议和陕西旅京学生进步社团——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误,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经结束,只赶上参加共进社的会议,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满怀激情地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表现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对未来前途的信心。

1925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刘志丹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他的心早已奔向革命中心——广州,便说服家庭,冲破校方的阻拦,断然离开榆中,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不久转入炮兵科。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充满着反帝反封建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刘志丹到校后,眼界为之一新,结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干部王尚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刻苦学习,严格训练,政治上也十分活跃。由于对南方饮食和气候不适,志丹一度曾患重病,医生劝其休学,但他意志坚强,重病后仍坚持学习,不曾懈怠。

1926年7月9日,刘志丹带病参加北伐誓师大会。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10月初,刘志丹于黄埔军校毕业,奉命与王尚德、唐澍等军校十多名师生到国民军联军从事军政工作。刘志丹在联军总部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不久被派往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部多系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教育,一说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刘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鸿逵的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开展了新式练兵。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进行革命教育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策应北伐的战斗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刘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豫西山区作乱,刘志丹奉命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镇华阴险狡猾,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尔后对己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其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接受改编。

时势造英雄。刘志丹这时虽只有23岁,但因为他一加入党组织,就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性格坚强,勇于进取,乐于迎着一个又一个的风浪前进,所以很快成长了起来。

渭华起义  组建工农革命军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军队和地方进行“清党”,将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他借“集训”为名,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1否则要“查明枪决”2。刘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党员押送出境,拟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之。刘志丹等20余人被分别押进两节货车,送出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些共产党员机警地躲过了反动派的暗算,设法到武汉找中共组织。到武汉后,他们始知武汉政府亦已叛变,遂又辗转通过关系找到了党组织。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大部分同志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刘志丹被组织安排到武汉军分校和湖北省委工作。此间,刘志丹与武汉市委书记罗章龙多有接触,互相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及白色恐怖下如何开展党的工作等问题。1927年冬,刘志丹离开湖北时,罗章龙曾赠诗一首。“极目九天烽火惊,川原四塞渭河横。七盘鸟道通天府,百二雄关壮帝京。紫气东临延策士,凿空西句启先行,而今四海纷争亟,可有男儿意不平。”回陕后,刘志丹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并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议案,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潘自力为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并具体划分了陕西各地的暴动区域。通告强调武装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指示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中共组织控制的国民党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积极准备起义。与此同时,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陆续被派往该旅加强领导工作。刘志丹等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许旅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培训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公审和处决了几个恶霸地主,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3月,渭(南)华(县)地区因“宣化事件”1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这个地区发动起义,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刘继曾为书记。4月6日,中共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与此同时,省委又转发了1927年冬中央致朱德的信,强调革命军队一定要脱离军阀部队,作农民暴动的“副力”;并指示许权中旅迅速扩大力量,以配合渭华农民起义。这时,李虎臣乘冯玉祥主力离陕参加军阀混战之际,发动了反冯战争,企图独霸陕西。李虎臣除以大部兵力围攻西安外,并调驻商洛地区兵力进攻潼关。唐澍、刘志丹等于5月10日夜率领许权中旅大部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部队途径华县瓜坡镇时,宣布起义。第二天,刘志丹、唐澍率起义部队奔赴高塘镇,与5月1日在渭华原上已经起义的农民相结合。在高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宣布许权中旅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原因,指出,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大会宣布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亦称总司令),刘继曾任政治委员,许权中任总顾问。革命军近千人,下分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和一个骑兵分队。革命军所到之处,大力帮助农民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上被摧毁,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群众热情歌唱:“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党领导革命军民在这里发动起义,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因此,从6月上旬开始,冯玉祥部先后向这里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起义军民团结奋战,头两次进攻均被胜利粉碎。6月19日,宋哲元又调集了孙连仲等三个师的兵力,由其亲自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向起义中心——高塘发动第三次围攻。因围攻兵力过强,革命军决定向南山撤退,以保存力量。为了阻击敌人,刘志丹率部在高塘附近骆驼渠的半坡上,和宋哲元指挥的中路军一个师作战。骆驼渠是革命军司令部的前沿阵地,宋部用重炮连续轰击,战斗十分激烈。面对数倍于已之敌,刘志丹镇定自若,一面指挥革命军英勇阻击,一面掩护司令部和伤员迅速撤退,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唐澍的指挥下,五六百手持长枪、锄头的农民,英勇地击退了自赤水西川进攻的敌人。革命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于22日相继撤退到洛南两岔河。但立足未稳,又遭李虎臣部五个旅之众的进攻,唐澍壮烈牺牲,革命军被迫转移蓝田地区,只剩下不到200人。7月初,根据省委指示,中共陕东特委在蓝田张家坪召开军事会议,刘志丹在总结起义失败原因时指出:1.光杆斗争;2.军事冒险;3.脱离群众;4.烧杀政策。严肃指出了这次起义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错误。会后,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同志分散活动,部队由许权中率领,离陕开赴河南确山地区,途中在邓县失利,全军覆没。

渭华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最大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后来在陕甘边、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

1928年七八月间,刘志丹等冒着被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秋,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陕北工作。刘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和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的曹力如一起,筹建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永宁山支部,刘志丹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他们利用党员担任县教育局长职务的方便,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全县七所小学任职,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当时,特委负责人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刘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在红石峡召开会议,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了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不久,刘志丹即去保安县从事兵运工作。根据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精神,刘志丹在保安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仰之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刘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士绅,争取他们赞成改选民团,一面揭露路仰之欺压老百姓的罪行,鼓动广大群众到县长那里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县长迫于人民压力只好答应改选。中共组织又通过社会关系提出刘志丹、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并巧妙地争取了多数选票,使刘志丹、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选举胜利后,路仰之收买了一部分人,企图阻止刘志丹上任。中共组织又及时发动广大团丁进行抗争,结果把路煞费苦心安排的阻止刘志丹上任的示威,变成了欢迎刘志丹上任的仪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刘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省委候补常委。同年8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五次会议,刘志丹辞去军委书记,在陕甘边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那时候,陕甘交界地区北到定边,南到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洪帮等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刘志丹看清了这个形势,就号召党团员占山头闹革命。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国民党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1930年1月,刘志丹到陕甘边界南梁一带活动,启发教育哥老会成员郑德明、朱志清等克服封建思想,维护穷苦百姓利益。从此,刘志丹利用亲友等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1930年夏,乘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刘志丹、谢子长在谭部挂名建军。刘志丹出任谭部骑兵第六营营长。此时,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等将驻宜川后九殿民团杨庚武部的周维祺营百余人拉到庆阳北部三道川(今属吴旗县),编为一个营。两部合编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驻防三道川。不久,土匪张廷芝投靠谭世麟,缴了周维祺营的枪,并袭击了团部和骑兵第六营,使刚拉起的部队受到严重损失。10月1日,在保安县中共永宁山支部的配合下,刘志丹打着骑兵第六营的旗号,进驻合水县太白镇,击毙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缴枪50余支。以此为基础,刘志丹建立了四五十人的革命武装,在安塞、保安、合水一带打土豪分财物。部队编为两个中队,并建立了中共组织,书记杨树荣(姜兆莹)。并抽出部分枪支给民间武装赵连璧、同守孝,让其在太白、南梁一带发展武装。自己则率部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加紧练兵,当地群众高兴地唱道“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

1930年10月,刘志丹和谢子长到绥德合龙山参加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会议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按照立三“左”倾错误的要求成立了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任行动委员会正、副总指挥。但是,由于立三“左”倾错误很快就被纠正,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执行。会议期间,特委曾提议由刘志丹继续担任军委书记,留机关工作,刘志丹以基层武装斗争更重要为理由,请求仍回陕甘边从事兵运工作,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桢为军委书记。

中共陕北特委合龙山扩大会议后,刘志丹回到保安,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了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

1931年1月,刘志丹率部进驻瓦子川。2月进驻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等民间武装会合,部队扩大到300余人,并在固城川麻峪村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  挥。2月下旬,刘志丹率领部队在宁县盘克原遭陇东军阀陈珪璋部谢绍安旅骑兵的袭击,损失惨重。刘志丹遂率部分党员  和骨干突围到子午岭山区,后转到中部(今黄陵)小石崖休整。3月,刘志丹奉命继续和苏雨生合作,任该部补充团团长,并任中共支部宣传委员,驻旬邑职田镇。夏,苏雨生获悉补充团有共产党活动,遂借职田镇土豪刘日新拒绝向补充团交粮自杀,以商议军机为名,将刘志丹召到彬县关押,并将补充团缴械。刘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旋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的关系营救获释。

同年7月,刘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国民党暂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刘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企图利用刘志丹反对当地其他军阀,扩充自己实力。刘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此以陈的名义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编为十三师直辖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300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和共产党员参加。8月,陈珪璋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哗变,在宁县早胜扣押了刘志丹,并将十一旅缴械。接着高广仁在合水附近被陈部蒋云台旅击溃。蒋又企图以防务不力,丢失早胜为由扣押刘志丹,得信后,刘志丹连夜进入子午岭山区,派马锡五帮助赵连璧整顿部队,自己到保安、南梁一带活动。

在兵运工作屡屡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等从实践中逐步悟出:“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无产阶级应该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搞革命的武装”。后来他曾沉痛地总结说: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9月,刘志丹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的三支民间武装,集合于太白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陕甘边地区中共组织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

这支部队建立后,刘志丹总结以往开展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开辟南梁游击区;重视对部队干部、战士的教育工作;组织小股部队到南梁周围打土豪、分粮食,解决部队给养,减轻群众负担。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消灭张廷芝一个骑兵连。接着又击溃了合水民团的进攻。一时游击队名声大震,敌人慌恐不安,人民扬眉吐气,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当地群众高兴地唱道:“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真勇敢,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刘志丹在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出生入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一向被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虽屡经挫折却从不气馁,并善于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前进道路,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创建正规红军   开辟照金根据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此时,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0月下旬,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辗转来到甘肃合水县林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任委员。是年冬,部队转移到合水县月明原柴桥子。根据当时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1932年1月初,两支部队在柴桥子宣布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6日,根据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三嘉原整训过程中,主要领导人在如何整顿部队,在何处开辟苏区等问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发生了一支队缴二支队枪,并打死打伤干部、战士的事件。对这一事件,中共中央在1986年曾作出结论,认为: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队设立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游击队建立后,刘志丹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

4月中旬,刘志丹返回陕甘边。21日,刘志丹参与指挥陕甘游击队攻占旬邑县城,歼敌300余人。24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巡视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宣布撤销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任三、五支队长。下旬,刘志丹率部在永寿、乾县一带活动。21日,刘志丹率三支队从旬邑出发,分兵两路,一路骑兵攻打永寿监军镇,歼敌20余人;一路步兵直达礼泉五峰山与骑兵汇合。4月底,又率部袭击永寿常宁镇与礼泉南坊、叱干民团,缴枪50余支。

5月10日,陕甘游击队三、五支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为统一指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刘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战斗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系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决定向该地区行动。5月15日夜,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两个连及一个营部和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17日,一天之内又连歼杨家店子守军五一一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支。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至1500余人。20日,继续向敌进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一个营,缴枪300余支,弹药两万余发。至此,国民党军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宜、洛反动民团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次反“围剿”中,刘志丹和他领导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大小九战,八次获胜,并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进剿”。6月上旬,由于三支队二大队长高岗临阵撤退,使陕甘游击队在甘泉临真镇战斗中失利。刘志丹遂率游击队自富县东移,在集义镇消灭民团一部,进至韩城的上官庄,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50余人的赤卫队。原计划在此开辟根据地,但因遭强敌袭击,伤亡较大,被迫退至甘肃宁县麻子掌,部队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陕北的争执,相持不下。为此,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宁县麻子掌召开会议,统一了部队行动方向,做出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伺机向南发展的决定。同时将三、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任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7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到陕甘游击队任政委。李艮到后,推行“左”倾错误,不顾敌人准备“围剿”游击队的严重形势和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反对,在正宁南邑村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此时,中央已同意陕西省委建立正规红军的意见,番号为二十六军),批评刘志丹、阎红彦等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并限定20天内在正宁五顷原完成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权的任务。8月中旬,当游击队反“围剿”时,李艮又命令部队进攻王郎坡寨子,失利后又命死守五顷原,导致王郎坡、五顷原、三嘉原三战皆败,部队损失很大。刘志丹同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并耐心进行说服。但这些人根本不听,仍令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结果连打败仗,使部队遭受极大挫折,被迫退至旬邑马栏附近。

8月底,省委复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9月上旬,国民党陇东绥靖司令部两个团从正宁、宁县早胜等地自西向东,八十四师五一一团以同官(今铜川王益区、印台区)为中心由东向西,陕西警卫团和陕西省保安第一游击队由彬县、旬邑向北,富平、同官、耀县民团向西,企图将陕甘游击队包围在照金消灭。陕甘游击队则由杨柳坪向后山撤退,诱敌深入。当敌人进入照金扑空后,陕甘游击队又回头在坟滩、柿坪等地歼灭民团一部,活捉党谢芳、蔡子发等七名民团头目,缴获长短枪300余支。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不日,敌人又集结几县的兵力联合反扑。为了避敌主力,部队又撤离照金,北上保安。离照金时,刘志丹将特务队留下,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照金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总指挥部决定分散活动,伺机歼敌。刘志丹率70余人到合水、庆阳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杨重远、阎红彦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依靠群众的掩护,带领30余人,在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里,照看伤病员。经过各路部队的努力,部队筹得了一批粮款,取得到了一些胜利,又恢复了战斗力。

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塔儿原地区会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区游击。此时,根据本年4月20日中央作出的《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陕西省委创建正规红军,规定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的决定精神,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整编。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领导干部。12月20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宣布省委改编红军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欲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部队。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22日,红二团召开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授旗仪式。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为了便于控制部队,杜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产生,由政委任命,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被选举权。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他精心拟定作战计划,并协助团长、参谋长指挥战斗。由于他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时间几乎被搞垮了。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决定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之边,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便于红军活动。同时,这里曾是陕甘游击队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是外来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其中庙湾民团夏玉山又和红军游击队有统战关系;加以习仲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有一定群众基础。红二团建立不久,又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政策正确,在这里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杜衡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当时白军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骂红军干部勾结军阀。而且杜衡不顾刘志丹等的反对,进攻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庙湾夏玉山民团失利,结果使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为防止国民党军队驻守香山寺,又烧了香山寺,惹得几百僧人也成了革命的反对者。在此不利形势下,杜衡将团参谋长郑毅撤职,命令刘志丹接任。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刘志丹于1933年2月上旬,率红二团北上正宁,在三嘉原、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在湫头石炭沟口设伏,全歼王郎坡寨子民团,击毙团头赵世坤。3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同官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建有照金、金盆、韩家山、芋园、香山、七界石、老爷岭、桃渠河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与渭北苏区遥相呼应。6月17日,红二团完成外线作战任务,返回照金。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领导在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红二团行动计划。杜衡粗暴地否定了刘志丹等人以桥山山脉中段为依托,发展和巩固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南)华(县)蓝(田)洛(南)根据地。22日,红二团在三原二台子和渭北游击队汇合。渭北游击队负责人再次提出同刘志丹一致的意见,对红二团南下表示异议,杜衡拒不接受意见,强令部队尽快南渡渭河。23日拂晓,红二团在三原长坳配合渭北游击队袭击了富平张德润民团。战后,杜衡离开部队向省委汇报工作,政委交汪锋代理。24日,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率部从高陵渡过渭河。

6月25日,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率部一日五战,冲破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的围追堵截,行军百余里到达蓝田流峪口。7月中旬,红二团与警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张家坪激战竞日,伤亡惨重。刘志丹遂同其他领导人商议,决定丢掉辎重,分路突围,在秦岭山中与敌周旋,找准时机,返回照金。刘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在秦岭山中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刘志丹带领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林里,靠采集野果充饥。时值盛夏多雨,加之敌人重赏通缉刘志丹,经常派兵搜山,处境十分困难。严重挫折,动摇不了刘志丹坚定的意志,他亲切地和战士们谈心,鼓舞士气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哪能一帆风顺,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来他率领大家突围,在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刘志丹死里逃生,一个人冲了出来,隐蔽在深山里,昼伏夜出。一次,从一个险峻的高崖上滑了下去,摔成重伤,又遇着一场暴雨,几乎丧生。但他坚强地战胜种种困难,后来遇见红二团一个战士,才扶他下山,和失散的王世泰、曹士荣等会合。后在渭南、华县党组织及黄子文和其妻李胜云的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担着货郎担子,渡过渭河,爬山越岭,奔向陕甘边根据地。一路非常危险,但刘志丹等仍坚持不丢掉武器,他们把货郎担子分做两层,上层放货物,下层放武器,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1933年10月4日,带着几支驳壳枪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创建南梁根据地

1933年夏,全国革命形势又有新的发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同时,中央红军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又创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在陕南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抗日救亡运动和红军的胜利推动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发展。在中陕西省委领导下,7月21日,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中共早期党员)率部在耀县通电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部,先后转入照金,壮大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照金根据地的武装力量。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批判了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革命武装力量,深入陕甘边地区活动的方针。会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指挥部下辖红四团(原渭北游击队一大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耀县三支队。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1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红军的胜利,使国民党陕西当局十分惊慌,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个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其周旋,要粉碎进攻,必须转移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10月12日,刘志丹和王泰吉率红军北上。主力红军北上后,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杨虎城部特务团攻克薛家寨,照金苏区陷落。18日,主力红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毙俘200余人。10月下旬,刘志丹、王泰吉率主力红军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了当地民团。接着在合水毛家沟门,击溃国民党军赵文治部,歼敌200余人。三战三捷,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部队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接连获得胜利。

11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并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全师人枪500余。并决定建立师党委,书记杨森。会议鉴于红军暂时撤离照金根据地,部队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十分不利,为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建立三路游击区,成立第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庆阳境内,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方圆百余里,境内山岳起伏,森林茂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这一带也是刘志丹、谢子长早期从事兵运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很好。境内之敌多为小股地主武装,战斗力较弱,有着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会后,刘志丹和王泰吉为完成建立以南梁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计划,分兵两路积极扫荡反动民团。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挥师南下,在宜君杨家店子歼灭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一个连,击毙连长李文杰。下旬消灭了荔园堡张廷芝部新兵营60余人,击毙营长梁邦栋。接着又在二将川消灭了赵富奎民团。12月中旬,红三团和骑兵团再次南下,占领正宁南邑后沟,收缴了民团部分枪支。此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初步基础。随后,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分兵发动群众,以连为单位,分别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在南梁附近农村相继建立起农会组织,并建立了约1000余人的赤卫队。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合水连家砭。因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2月25日,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军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转移到南梁地区后,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多次发动对南梁苏区的进攻。

1934年2月至5月,国民党陕甘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部署是:驻守庆阳的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谭世麟部合围红军和苏区;驻耀县孙友仁的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哉部一个团、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驻地,相继堵截转入外线作战的红军主力。刘志丹与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以第三路游击总指挥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到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2月,红军主力从耀县出发,相继攻打了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3月上、中旬,刘志丹采用声东击西战术,袭击了保安蔺家砭,消灭敌军一个营。接着奔袭庆阳元城、高桥、赵梁子的国民党军与民团。4月2日,在合水西华池抓住有利战机,全歼“围剿”的主力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歼敌700余人。西华池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作战,先后取得了三里原、和尚原、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窜入南梁的仇良民团和谭世麟部狼狈退出,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总计从1933年冬到1935年春,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成百据点,摧毁了国民党地方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十多个游击(支)队,并进行了土地分配。先后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11个苏维埃县治。1934年11月,在荔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群众生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培训干部还开办了军政干校,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蔡子伟、马文瑞、张文华等任兼职教员,分批轮训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还发行了布制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1933年夏,以马明方、崔田夫为首的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扩大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创建二、三等支队,开辟安定、绥德、神府三个游击区,开发游击战争。1933年底,谢子长回到陕北,由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领导下,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发展。1934年7月25日,谢子长等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28日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与中共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信。因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指示信不顾客观事实,否定红二十六军开创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有个别人对红二十六军不负责任地进行指责。但刘志丹忍辱负重,考虑到敌人“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大局,没有争辩。会议决定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陕北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并推举谢子长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和数百枚银元。不日,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不幸的是,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中弹负伤,于次年2月21日逝世。遵照北方代表的指示,1935年1月30日,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快苏区的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共识。2月5日,刘志丹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举行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主席,1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提出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案,为进一步扩大西北根据创造了条件。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统一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从此,在中共西北工委和刘志丹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建立西北根据地

1935年2月,西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央红军向西部转移,使蒋介石极度不安,急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总兵力约4万余人,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根据地武装虽有极大发展,但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4000人左右,游击队也不过3000多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当时红军和西北工委领导人有两种不同意见: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主张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使陕北苏区与陕甘苏区打通;另一种意见主张攻打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据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以与神府苏区(陕北苏区之一部)打通。大多数同志同意刘志丹的意见。刘志丹即据此和周家硷会议精神,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国民党当局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分析了敌我形势,要求首先打击深入根据地但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为了保证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实行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动员令下达后,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红军所到之处,赤卫军站岗放哨,群众紧密配合,带路送信,妇女补衣做鞋、看护伤员,整个根据地森严壁垒,众志成城。

反“围剿”战斗开始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按刘志丹命令率先和敌人接触,3月初,在清涧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4月22日,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一个精锐连。5月1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胜利会师,当日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刘志丹和两支红军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场洋溢着兄弟部队亲密团结的气氛。会后又进一步进行了战斗动员,士气更加旺盛。为统一两军作战,西北军委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接着两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根据地群众武装协同作战,连战皆捷。先在安定吴家寨、马家坪歼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迫使驻安定县城守敌撤至瓦窑堡,10日安定县城解放。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根据地军民乘胜再战,又在清涧无定河边,歼敌一个连。接着,再以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制造假象,扬言要打清涧和绥德县城,给敌人造成错觉,主力则兼程南下,隐蔽运动到延长城下。30日凌晨,刘志丹亲自指挥攻城,全歼守敌400余人,吓得附近甘谷驿民团自动投诚,延长守敌弃城而逃,延长县城遂告解放。6月1日,国民党延川守军惧怕红军攻城,星夜逃遁清涧,延川县城顺利解放。延长和延川相继解放后,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胜拔除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之间的敌人据点,以便打通两根据地的联系。为此,刘志丹制定了先夺甘泉,孤立延安,然后再打安塞的作战计划。6月4日,红军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但因意图暴露,敌人戒备增强,未能得手。刘志丹遂改变计划,在甘泉虚幌一枪,率主力沿洛河两岸西上,在延安高桥击溃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延安县民团团长李汉华。接着,红军重重包围了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在政治争取无效后,挖地道爆破寨墙,于20日强攻占领山寨,歼敌200余人,俘虏了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解放了安塞县城。安塞县境的地主武装、反动民团被相继扫光,使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基本联成一片。6月28日,刘志丹又率红军主力挥师北上,奔袭靖边县城——镇靖城。该城西山寨是个制高点,火力足以控制全城,地形对红军不利,敌人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由于主力红军与赤卫队紧密配合,经过反复强攻,终于全歼了守军一个营,击毙营长屈子鹏,胜利攻下镇靖城。靖边县城解放,保安随之孤立,使“围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大为震惊,保安守敌不战而逃,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保安城。接着,刘志丹又令贺晋年率红一团乘敌人外出抢劫之际,在绥德老君殿全歼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两个营,击毙团长艾捷三。至此,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此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长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俘敌约2000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到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也发展到4000人,形势一片大好。

第二次反“围剿”连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并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取得的结果;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刘志丹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军事指挥才能。他在指挥作战中,善于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常常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劣势对优势而战胜敌人。在接连取胜的形势下,他仍十分注意总结经验,一再告诫部队戒骄戒躁,因而能够带领全军,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接连取胜之际,正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于7月间又发动了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块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惟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对这次“围剿”下的本钱更大,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除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军队外,还调集驻陕西的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分,共15多万人,超过红军10余倍。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先发制人。8月下旬,在东线的吴堡、绥德一带,刘志丹指挥红军首先在定仙墕歼灭阎锡山部一个团,俘敌1800余名,迫使阎军退回山西。之前在此还击落了一架侦察机。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西北根据地的发展,红军力量的壮大和英勇善战,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十多万兵力,减轻了各路长征红军的压力。正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先期到达陕北。刘志丹亲自起草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会师后,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并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聂洪钧。同时,为统一红军指挥,确定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红二十五军改编)、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改编)、八十一师(红二十七军改编)。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徐海东、刘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1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东北军一一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师长何立中。劳山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动,瓦窑堡守敌八十四师所部连夜弃城逃往绥德,红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周围敌人的全部据点。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这时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国民党“西北剿总”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

党中央来了晴了天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早在1934年夏,中共陕甘边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被无端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又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这次他们先是利用永坪联席会议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的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担任要职,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他们始则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继则干脆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原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区县委书记及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严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200多名干部。许多忠于党和革命的干部,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拒不承认他们的诬陷。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10月初劳山战役之后将刘志丹骗离前线。刘志丹在途经安塞县真武洞时,恰好碰见从瓦窑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所在地)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他具有极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还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随即策马扬鞭,过家门而不入,毫不犹豫地径直奔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线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投入监狱。“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刘志丹这种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和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刘志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但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同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革命根据地,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正当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陷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喜讯传来,军民振奋。毛泽东等同志是在突破腊子口后,在哈达铺始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着一支相当数量的红军,并创建了一块不小根据地,十分高兴。到达陕北后,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已被关押,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于11月初将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出狱后,西北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刘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接着周恩来又领他去见毛泽东。他们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不但及时纠正了西北苏区“肃反”,并且亲自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配合,取得到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振,根据地空前发展。在直罗镇战役中,刘志丹指挥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牵制敌军,有力地配合了直罗镇战役。之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西北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委,并相应地建立了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自对王明及其“左”倾错误执行者的义愤,多次要求刘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丹胸怀坦荡,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另一方面一再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但是“当时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不是公正的”。11936年初,他要习仲勋转告受迫害的同志:“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全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未彻底平反(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时才彻底清算了“左”倾错误),职务上安排不公的现状,仍然勤恳为党工作,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198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西北党史问题的28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刘志丹同志是一个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东征抗日    英勇献身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高涨。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眼前,揭露蒋介石围攻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要“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12月中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组成北路军,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打击横山地区来犯之敌,保卫苏区。年底,中央决定以地方游击队组建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下辖三个团,1200余人。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月,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东征宣言》,并随即派主力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汾河河谷击败阎锡山的堵截,逼近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蒋介石对毛泽东亲自率红军渡河东征甚为惧怕,慌忙下令从洛阳、徐州等地,调遣10个师以上军队配合晋绥军拦截红军去路;同时,又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西北红军后方。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党中央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刘志丹率领部队向黄河岸边挺进的行军中,沿途受到西北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回来了,甚至专程几十里跑来看望,宿营地经常挤满了亲切慰问的群众。一次在神木县境,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也拄着拐棍,颠颠跛跛地赶来探望,众人笑着说:“大娘,你怎能看见老刘啊!”她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刘志丹立即站到老人家面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热泪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啊!”在场的群众大多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充分反映了刘志丹和广大劳苦群众的血肉联系。

3月,红二十八军打下神木沙峁镇后,住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刘志丹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昼夜不停的详细调查研究,最后选定在通往山西兴县的神木县贺家川山坡渡口湾渡河。3月31日,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胜利渡过了黄河。渡河后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即向兴县黑峪口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当部队进至山西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刘志丹率领部队立即向西南进军,经过激烈战斗,按时到达三交镇附近。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刘志丹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13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消灭三交镇敌军的命令。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今柳林县)一个重要渡口,河西就是西北根据地绥德。该镇周围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刘志丹为打好这一仗,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由于过度疲劳,眼里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一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当他得知一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他到一团和指战员一起研究突破敌军的方案。在一团阵地,他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当日午后,正当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伤及心脏,当即昏迷过去。他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继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33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著名军事家之一,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他在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劳动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党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威武不屈,任何艰难险阻、高官厚禄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虽遭多次失败,总是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在党内斗争中,他一向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左”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虽受诬陷,不自矜功,实事求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特别是他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老乡们都一直亲切地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深受群众爱戴。就连国民党地方“剿共”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他非同一般,“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1他还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地理环境等,对西北苏区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都十分熟悉,人称他为“活地图”。他指挥作战有方,爱护战士情同手足,行军中他的战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有时还亲自抬担架。他一生艰苦朴素,只知吃苦,不图享受,完全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穿千补百纳的粗布衣,脚蹬自己编织的麻草鞋,牺牲时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衣袋里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香烟外,其他一无所有。刘志丹啊,真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不愧为“红军模范”、“共产党员的模范”。

土地革命中期,他在一度同中央和陕西省委失掉联系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适合西北地区形势的斗争道路,丰富了毛泽东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思想。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不谋而合。其中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的统一战线思想;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诱敌深入和转入敌后作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与攻坚战相结合的军事思想,是其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鲜艳的八一军旗上有他血染的风采,他的英名与业绩永远镌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刘志丹将军的优秀品质和对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使他在红军和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悲哀,万里黄河顿失滔滔。4月24日,西北根据地首府中央机关和瓦窑堡市数千人集会追悼刘志丹将军,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像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1年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兴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近万人,在延安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移灵、公祭大会,朱德代表中央和八路军致词。5月2日,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为其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李鼎铭先生等均为刘志丹陵题词,续范亭因病未能参加葬礼,也遥寄哀诗“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多痛未能亲执绋,西望云天吊将军。”深切地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刘志丹的真挚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用刘志丹的光辉事迹教育党员群众,多次修缮陵园,组织纪念大会。199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纪念刘志丹将军诞辰90周年之际,亲笔题写了:“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9年,刘志丹被中央军委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由于戎马倥偬,刘志丹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多少文字上的遗产,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却光耀千古,传颂万世。流传到今刘志丹的许多革命故事和民谣颂歌,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公正评价吗?正像周恩来同志的题词: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7期。

3.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

4.中央文献出版社《王世泰回忆录》。

关闭窗口

 

{中共党史纪年史
略述4}
{延安时期图片库4
}
{版权}

版权所有: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  
制作维护:延安大学信息中心
地  址:中国·延安市杨家岭 邮编:716000  E-Mail:ydzgdsyjy@yau.edu.cn
电  话:86-911-2332230   传真:86-911-2332230  Copyrigt www.yau.edu.cn All Rights Reserved.